墨者的信誉是绝对信得过的，而这种事在司城皇看来只有好处绝无坏处：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自己随时可以收回，到时候那些增产后的土地岂不还是自己的？

        宋国与变法后的秦国截然不同，根本没有足够的基层官吏，乡村自治程度很高，收税本身就是一件难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听适解释了一番后，他面露喜色，说道：“墨翟先生的弟子之才，我是相信的。既是这样，有何不可？只是……要在哪里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适躬身道：“沛。沛乃小邑，东靠虎狼之越，又近费、薛，此地荒芜，逃亡众多。我听司城说三晋势大，心想这三晋若强，未必不如楚贪，将来若有一日三晋南下，宋人也可迁徙沛与彭城，以为抵抗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司城可清点沛地之赋，定出数额，我墨者便包十年，每年足额供给。十年后若此法达成，也可再议赋税之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听起来其实就是后世县令做的事，郡县制的出现还早，楚国的县乃是半世袭的自治加封地军事县，和适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事放在后世就是个县令的寻常工作，但在此时的宋国这算是石破天惊。

        没有贵族会做这种事，国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收拾贵族，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官吏去这样管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司城皇还不是国君，而且行为向来与墨子不合，他招揽不到墨者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年月，有能力的都不会想着去做县令，而是会想着去做有封地的贵族。在司城皇看来，也只有墨者这样的傻子才会做这样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司城皇明白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